本来是要采李同学的，但他一直忙着弄戏，三天都没追到他，最后被截稿期限逼急了，只好自己操刀弄了个评论。编辑让我弄个马甲，我本想把“姐姐”搬出来继续用，但觉得似乎有点不大严肃，后来想了想，叫“羊皮鬼”吧，他说别神神鬼鬼的了，干脆叫“山羊皮”得了。我知道这是个乐队的名儿，上网下了他们的几首歌，挺不错。以后我就叫山羊皮了，哈哈。

《我这一辈子》：形式对本质的绑架

                                                               山羊皮

一座倾斜40度的熔岩状废墟，一场黑皮鞋雨，三个破衣烂衫的掌灯人……，如果事先没人告知，很难想到这是老舍作品《我这一辈子》被改编成话剧后的情景。但是，如果这部戏的导演是李六乙，那就没有什么不可能。

《我这一辈子》是老舍在1937年的作品，体裁应该说是散文体小说。因为在形式上，它记录的是一个老北京巡警在临饿死前的追忆与反思，整个文本全是自述，没有对话，没有情节，没有戏剧冲突，没有叙述的高潮点。在老舍的作品里，这本身就是形式感极强的一个，比起《茶馆》、《龙须沟》，这个本子太难动刀。

对此，李六乙的办法是：没有对话，就借用老舍其他作品里相似场景的语言风格补充；没有情节，就发挥想象的翅膀延伸原作的意图；没有戏剧冲突，就以哲理剧的形式名正言顺地取消冲突；没有叙事上的高潮点，就用艺术装置（鞋雨、下水装置）来人为制造高潮。这些办法使得这个戏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探讨终极问题的行为艺术展，表现方式是把形式做到极至。《我这一辈子》语言密度很大，大到你根本来不及在布景灯光过场中找意义。主人公的独白与对白，在一个空间却不在一个时间。不断重复的台词从故事跳出又跳回故事。

在看戏过程中，观众席上的一位戏迷评价说，“不知道为什么，看李六乙的戏，老想起布莱希特”。他是对的。自从上世纪80年代把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改编成川剧开始，李六乙似乎再没能走出布氏的阴影。无论他怎么宣扬“纯粹戏剧”概念的原创性，观众还是能从里面看到布莱希特“新观念”概念的影子：陌生化效果，对戏曲的化用，对形式、技巧的刻意追求以及史诗的结构。

在2003年的《穆桂英》中，李六乙让穆桂英褪下战袍和花翎，长发轻挽，泡进一口现代浴盆，而且在梦幻中还跟她的亡夫杨宗保表演了一场鸳鸯戏水。很多人批评他在恶搞经典，但他的思想资源不是后现代的，还停留在现代。李六乙对待文本的态度不是“作者死了”式的颠覆，他仅仅是想与作者共同完成一部作品。不过即便如此，他的改编也够作者喝一壶了。

就拿《我这一辈子》来说，由于剧中“我”的身份是旧社会被称作“臭脚巡”的巡警，因此鞋子与脚就成为这个戏表现的焦点。老舍原作里说的是，“在这个社会中办事，现在才明白过来，就得像发给巡警们皮鞋似的。大点，活该！小点，挤脚？活该！什么事都能办通了，你打算合大家的适，他们要不把鞋打在你脸上才怪。”在李六乙的话剧版里，“我”和其他巡警把鞋脱下来，鞋子们自己在走，最后发现“鞋变成了自己的脚，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在这里，老舍的原作中的古希腊式的命运观被置换成“异化”这样的现代观念。我们当然不反对导演对剧本有自己的理解，只是这样一来，一出思考人生的问题剧成了形而上的哲理剧，老舍原作的整个基调就被改掉了。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写悲剧不要套用史诗的结构”，足见每一件本质都有其对应的形式。在这一点上，热衷于形式革命的李六乙不妨仔细体会一下罗丹的智慧：“我不是在雕刻作品，我只是在发现它”。

长这么大，我就守过两次灵。第一次是16岁的时候，为我爸爸；第二次就是今天了，居然还是替马季守灵——虽然这次守灵的主要目的还是采访。

 

自从接到平客电话告知马季去世的消息，这几天终于体验到了真正的记者生活。原来在我们杂志做了一个月都是找一些艺术展，作家、导演访谈或者国外潮流文化之类的东西来做，虽然每次都能顺利交稿（前天居然被刘总表扬说俺采访认真，不像有些年轻记者那样浮躁。。。），但老觉得自己不是在做记者，而是在做信息的二道贩子，因为始终找不到那种突破封锁、奔赴现场的感觉。尤其是在三联社会部实习过以后，这种对比就更加强烈。

 

这次马季的去世是突发新闻，报纸就不说了，估计很多周刊都在改掉原来的选题转做这个。周刊虽然准备的时间比报纸要长一些，但由于要做出深度，不能像报纸一样找采访对象说几句话就捣鼓一篇报道了事，所以困难其实比报纸更大。比如我昨天采访崔琦的时候，他就对《新京报》很不满（萧三看到偶的博表怪我），他在出太平间时说的“相声界在马先生走了以后，绝不是他还在时的这个样子”，硬是给《新京报》说成“马季走后，相声界大不如前”。这里头记者马虎是一个原因，但也从侧面看出，报纸做这种几百字的报纸体稿子其实是很好做的。站在太平间门口等人家说句话，就可以直接回去写稿子了。

 

我是在20日下午一点多接到平客电话的，是在马季去世后三个小时了。由于下午三点要去见刘总，我匆匆查了点资料就去杂志社了。从杂志社出来后已经是四点多，匆匆打的奔赴太平间，结果人已经全散了，想进去太平间看看也被挡在门外。

 

当时心里就有点打鼓了。因为一个下午过去，我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别说采访到什么人，甚至连该采访谁都不知道。因为我能一拍脑袋就能想到的采访对象，估计别的媒体都围攻围了好几圈了（后来姜昆说他那一天接了2000多个电话。。。），像我们这样的新闻类杂志，影响力不及电视、门户网站，采访量又大于报纸（这意味着，采访对象接受杂志采访所需的时间要远远大于报纸），竞争起来实在吃亏，只能找些公共名气相对小一点但仍掌握核心事实的人来采访，但这又谈何容易？

 

六点钟回到家里，心急如焚之际上新浪找找新闻，看见杨少华、刘伟他们七点会在新浪做节目。这个时候俺的头脑里诞生了一个非常牛比的想法：直接新浪堵他们，至于能不能堵上，能采到多少东西，就只能听天由命鸟。先给XB打了个电话问清楚访谈的具体地点，到新浪后就跑到新浪所在的理想国际大厦20楼，守在门外突然等，至于里面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甚至不知道杨少华刘伟们走了没有。这时XB上来见我，他个鸟人突然很神勇地说试试用自己的员工证把我带着混进去，居然也没人拦我，就这么西里糊涂地闯进了新浪直播间的休息室，隔着玻璃，可以清晰地看见孟凡贵在里面接受采访。外面是他徒弟在守侯师傅出来，我跟他徒弟聊了聊，基本上摸到了点外围情况。

 

大致聊了二十分钟，直播间的门打开，节目做完了，俺趁机溜了进去。孟显然还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在节目做完后，在新浪做些收尾工作的当口，他还在跟新浪的人聊着，而且由于状态比较松弛，也说了些不能在节目上说的“猛料”，全被俺记录在小本子上（BTW，这时才有了做现场的那种感觉，要知道，当时除了新浪的人和孟的人以外，就我一个记者。。），这时，新浪的一个美女负责人很警惕地询问我的身份，在得知我是记者后，千叮咛万嘱咐，这里听到的事情千万别写进稿子。

 

在她送孟下楼时，她很牛逼地对孟讲，俺们新浪每天的点击量是四个亿，这回我们最先做出了报道，您明天去看，其他纸媒肯定要抄我们的。（作为一个传统媒体从业者，当时俺站在一边脸都没地儿放，但又不得不委屈的承认确实如此，在陈彤的捣鼓下，现在的新浪都他妈快成第二个新华社、中新社了，特别是文娱这条线，一有大事，事主马上想到的就是上新浪，根本不理睬纸媒。几年前，纸媒还在嘲笑新浪新闻是在靠纸媒养活，现在倒好，人家吃组了奶开始反哺纸媒了。。。）孟连忙说，是是，就是因为你们的传播最快、效率最高，我才来的，想借你们更正一些网上的流言。我家里电脑的首页就是新浪。

 

21号，知道在外面也跑不出什么东西。就在家用电话采了几个人，一个是与马季相交五十年的老艺人常宝华，年纪大点的相声粉丝都应该知道，他就是常氏相声家族第二代行四的“四蘑菇”，当年家境贫穷的马季12、13岁时去启明茶馆噌相声听时，他就在台上跟父亲和哥哥们说相声。另一个公共名气不大，但与马相交甚笃，而且是事发后最早赶到马季身边的人之一。再就是北京曲艺圈内人称“曲艺杂家”的崔琦，他虽然不主要说相声，但在圈内名气很大，因为在书法上，他是启功的弟子，而在快板上，他是高凤山（高派的祖师爷）的弟子，不但精通各种曲艺理论，表演和主持也是样样在行，我采访他时我自己都不用怎么说话（一是插不上，二是不想硬性打断他的谈兴），他自己会将条理捋好给你把话递过来，以致于我在做完第一次采访后，又按照自己的思路做了一次补充采访。跟他一共谈了两个多小时，收获很大，还免费蹭了几句《卖布头》的仿学段子听——要知道，这么老的段子，现在的相声演员，除了郭德纲那种传统基础特别扎实的，年轻相声演员里已经没人会了呀，甚至很多所谓大腕都不会。BTW，大年夜如果郭德纲有专场的话，我一定要去听，过个纯正滴北京年。再也不听春晚里面那些垃圾了，我就不明白，他们那些东西怎么有胆量在全国人面前说还不害臊。

 

今天的任务是比较重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接触到任何马季的弟子。这也是最难的事情之一，这几天全国的媒体都在找他们，而且他们除了要应付像马蜂一样无孔不入的媒体外，自己还有活要接，没活的也在守灵和商量后事。所以，虽然我手上有他几个主要弟子的联系方式，但逐个打过去，基本上都没戏。

 

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下午3点多，我已经急得就差上房了。这个时候，脑子里突然闪出我的偶像李鸿谷大人的名言“新闻是跑出来的”。撩起包就往灵堂跑。但是到了后才知道，他们只接待贵宾和媒体，非要看我的记者证才放我进去（这个时候才体会到记者证的重要性），我说我还在实习阶段，得过一阵才有呐。他就说那不行非得有证件。之后双方就围绕这个说起了转轴话，把同一段对话重复了十几遍。这时边上一对专门从东北赶来吊唁却被挡在门外的夫妇也加入进来，跟我一起争取，结果我们赢了。进去灵堂后，刘伟、李嘉存几个人站在家属的位置，我们朝遗像鞠躬他们还礼，就这么被工作人员“送”出来了。一点久留的机会都没有。

 

不过这个时候，我觉得是老天给了我一根救命稻草：在出门的瞬间，我绝望地跟一位送我出来的人聊着，您是马先生的？哦，我管马先生叫师爷，是韩兰成老师的弟子。这下我可高兴坏了，本来一直想抓个徒孙来问话的，但在里面拜祭时又没机会问谁是谁，结果居然有个送上门的，当然不能放过。以感恩的心态跟他（王学东）换了号码，说等下采访他。等到六点多，来吊唁的人差不多都散了，刘伟们也出去吃饭了，他壮着胆子把我弄了进去。跟他聊了聊，发现这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关于他的故事，我以后有兴致了可能会另写，不过有一点特别让我惊讶，他（王学东）一个东北人，居然也在湖南的歌厅跑过场子，而且是湖南境内相声杨五六的干儿子，我挺小的时候就是听杨的相声入睡的，他的很多湖南方言的段子如《搭中吧》，我倒现在都能背出几句。

   

再次进到灵堂后，得知王志的《面对面》正在灵堂旁的一个房间里做节目。后来听赵炎的夫人说，他们中央媒体来采访都是有红头文件护航的，基本上不能拒绝，《面对面》完了后，央视10套的《人物》还要接着做。俺心想这回完了，好不容易混了进来（要知道，除了中央台的人，我是唯一一个在场的记者。。），看样子赵炎是采不到了。只好把希望放在刘伟身上，就在灵堂里跟王学东和邓小林（姜昆徒弟，《马大帅》里演“吴总”）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这时王志他们做完节目走出来，在灵堂里补了几个镜头，王同学是湖南师大毕业，跟我算半个老乡，他的主持风格有点学法拉奇和华莱士，在一期做牛群裸捐的节目里，他把牛群问得直擦汗，有点意思，我对他印象不错。但由于我自己没名片（希望过几天真能顺利拿到），也没法去换名片啥的，只好作罢。

 

《面对面》走了没多久，句号来了。我和王学东、邓小林、句号，在灵堂坐着瞎聊，我试探着从句号嘴里问点东西出来，但还是发现自己的现场采访不够犀利，没有很好地刺激他的谈性。当然，一方面也是由于事先不知道在现场能遇到谁，没法像王志、柴静他们那些访谈记者一样做有针对性的准备。左等右等不见刘伟回来，王学东和邓小林都劝我先回去，以刘的性格，悲伤之下又在喝酒，就算回来了也基本上醉得没法接受采访了。想到自己已经约到了明天常佩业，而且已经基本上确定明天上午还能混进来，决定先闪人回家休息，明天早点过来逮人。

 

顺便说说马季。我接触到的很多采访对象，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的人品，以及对传统的继承、创新相声的功劳，但说实话我并不感冒他的东西，尤其是听了郭德纲以后。郭当然不能比张寿臣、王世臣那样的老名家，但他起码对传统还有敬畏，知道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他的基本功也相当扎实，不但会的老相声段子多，而且对于相声的其他一些姊妹艺术也舍得下功夫，虽然他口碑似乎不大好，但我听相声毕竟是找乐，不是找道德榜样。马季的传统功力我当然不怀疑，毕竟有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这样的师父带着。但自从相声脱离了茶社、剧场，被收编到体制那一刻起，就注定了相声演员不再需要像老前辈一样努力练本事来博得老百姓这个衣食父母的赞赏，而是在被包养后丧失了进取的动力，现在一些只会说几个段子就张罗了全国到处跑场子捞钱的人太多了，反正是打一枪换个地方，哪怕你只会一个段子，全国每个地方说一遍都够吃了，不像在剧场蹲点，为了避免重复，会逼得你不断推陈出新提高本事。

 

再者，体制的严格审查，广播、电视对相声的强奸（由于时间有限，一个几十分钟反复抖才显出味道的包袱，被砍成十分钟解决问题，行话叫“掐尖儿”）等等，都让相声的生态基础被破坏。观众们对传统段子变得越来越隔阂，越来越好糊弄，这可能也是那些垃圾相声能够风行甚至叫好的原因之一。马季是在这样一个场面下出场的，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他有点像李鸿章一样，对相声的净化和“扭曲”（在中性的语境下使用这个词）都是一种对无奈现实的妥协，但这种妥协责不在他，而是畸形环境下的非常手段。马季是天生的天才（这一点，我们不必怀疑侯大师刘大师的眼光），但可惜生在了一个错误的时代，这让他的天才没法得到完全的施展，反而被浪费在了另一个背道而驰的方向上——我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视角觉得，他的“新相声”承担的过多的教化功能已经从理论根基上影响了相声，使得相声从理论上分裂成传统相声和新相声，而且，在郭德纲之前，由于马季的徒子徒孙占据了相声界的主流，使得传统相声被弃之如敝屣，要不是郭的话，传统相声再过个几十年估计差不多就真得死了。

                              

                                      

       朱伟曾说，在《三联》的成长中，为这本杂志注入了新闻气质，使其从一本文化人文倾向的刊物转向新闻刊物的人，是李鸿谷。从某种角度上讲，李鸿谷一手撑起并壮大了在他刚刚到来时仅存几名女将的社会部，让它成为《三联》人数最多，采编力量最强的部门。

而且，他用自己强大的影响力和塑造力，将社会部记者的采访和写作“逼”成一种风格化的模式，形成《三联》特有的调查文风。他在来《三联》后的第一次选题会中就提出，希望《三联》的报道能够抢独家新闻，即使是与其他媒体同做一个选题，至少也要得到别人没有的核心信息。

    在这种新闻原教旨主义的思想下，《三联》社会部的稿子信息密度非常大，总是在有限的文字里容纳更多的信息点。这与他的严格要求直接相关。他对记者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你稿子的信息量不够”。

在他的新闻理念中，另一个深刻影响了《三联》社会部的思想，是一种社会学的眼光，这种视野影响了社会部记者呈现事实的原则：寻找事件本身与社会的接口。

除此之外，在做封面时，他喜欢用一种个人化的视角审视事件本身，这种个人化视角往往体现在其学术论文式的标题上。用他的话说，“《三联》是有阅读门槛的”。我在阅读《三联》时老觉得他们做新闻的观念性太强，记者写稿时的身份更像分析者而非记者，只不过他们的分析不是通过赤裸裸的议论，而是通过选择呈现事件哪些层面、部分来实现。

    《三联》这期的封面是做一个案子，整个封面只有两个人做。主体部分是吴琪做的，她以前在《三联》被戏称“吴杀人”，很擅长做这类命案。作为一个刚入行的记者，我最佩服的是她（以及另一位记者王鸿谅）把一个纷繁复杂的故事讲清楚的能力，因为一个大的社会事件往往是多线头的。这要求记者在采访了大量对象后，不迷失在采访的海量信息当中，需要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这期的报道在逻辑上就有着很清晰的递进关系。

首先是对案件本身的描述。在这个层面中，记者很注重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在面对一个极端的环境时，这个事件的每一方的性格都被最大限度的放大。而他们的性格正是支配其行为的动因，也是推动案件向前发展的原因。这篇报道对事主“手手”的刻画并不多，但一个“感情遭遇挫折，沿着铁路线从广东走到广西”的细节很凝练地把她浪漫而又偏执的个性勾勒出来。这样偏执的性格促使她在朋友爽约凤凰之行后，自己独自加入了这个并不熟悉的临时团队出游，而这种相互之间的不熟悉又是团队对她的死亡表现得较为冷漠的重要原因。在这里，记者选取的每个细节都是经过仔细思考的，对推动事件有着或大或小的作用。

其次是从法律层面探讨案件，以及“老驴”从执行的角度反思事件。这是对事件的合理延伸。

接下来跳出事件本身，找到其与社会的接口：AA制这种户外运动的组织方式的状况。

但这个新闻是笼罩在一个大的观念性前提之中的，就是封面标题所示的法律与伦理的关系。这成为“事件报道—社会化发掘—个人化观照”这种报道体系的最后一个环节。这种分析家式的个人化观照几乎是《三联》社会部做封面的一贯手法。几个月前，李鸿谷一个人做的一期《刘招华：欲望与死亡游戏》封面，就很热衷于用“自我/本我”的思路探索刘招华的双重人格。

《三联》的社会记者采访时相当仔细，信息量非常大且非常精准，故事性很强。但由于带着过强的观念性在做新闻，这成为他们的稿子受到一些读者“过于主观”的批评。朱伟曾在博客上谈及此事，他的态度是支持记者的个性化采写。

不管这种倾向是利是弊，它都在客观上成为《三联》标志性的风格，它把《三联》的社会报道与《南周》的调查性报道区别开（事实上，《三联》社会部记者是将《南周》的调查性报道当作比较对象的，这在他们日常聊天时不难发现）。也许在同质媒体直接展开内容竞争时，差异性才是最重要的吧。

中国青年在路上

                             张鹭

诗人北岛在造访“垮掉”派领袖艾伦·金斯堡时，动情地对艾伦说自己年轻时可以大段背诵《在路上》里的句子。当记者向北岛的好友，与他共同缔造了《今天》杂志的诗人芒克求证这个细节时，他想了半天说，“没什么印象了”。

但芒克对自己的流浪经历，印象却是很深刻的。

那还是在1973年， 他在好友，画家彭刚的家里读到了“黄皮书”版的《在路上》。没多久，当他再次来到彭刚那与火车站只有一墙之隔的家中，两个人开始神采飞扬地谈起这部小说。 这时，一个念头毫无征兆地涌现在他们的脑海：“为什么不像他们那样出去流浪一回”？于是，两个刚组织了一个名为“先锋派”的艺术团体的年轻人，跃过围墙， 爬上了南下的火车。当时他们身上一共两块钱。

在 终点站武汉下车后，饥肠漉漉的他们用仅有的两块钱撮了一顿，然后准备投靠当地的能与他们有共同语言的“先锋”青年。不过，这场艺术“串联”的结果并不令人 满意。身无分文的他们立即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不得不向路人乞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彭刚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们走到最近的拘留所，主动申请拘留，结果 被对方教育一顿，轰了出来。两个人只好再次混上了火车，幸运的是，这辆车正好是往北行驶的。而不幸之处在于，他们只坐了一站就被赶下车来，流落到一个无名 小站。由于被检票员认了出来，他们无法继续爬火车，只能沿铁路线走到下一个车站碰运气。当时已经是晚上，铁路沿线的村庄里依稀的灯光透过冬雾照亮了前路， 两个人在饥寒交迫的状态下走到下个小站，继续爬上了一辆北上的火车。

车 到信阳后，两人再次被赶下车来。这时已经支撑不住的他们，不得不各自卖掉了外套和棉袄，换得两斤粮票和两块钱。最终还是靠一位民政局大姐的帮助，才狼狈不 堪地回到北京。事隔多年，芒克还会与现在美国硅谷最大的计算机公司任总工程师的彭刚一起拼凑、校对那段经历的一些细节，“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像在听故事一 样，都不敢想这是当年的我吗？”

与芒克读到的“黄皮书”不同，在加州州立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的喻海翔是到了美国后才读《在路上》的，时间已经是31年以后的2004年。这本小说成为两年后激励他拿起背包的诱因之一。从今年2月到8月，他用半年时间，依靠徒步和搭便车，独自从美国西岸的旧金山出发途经美国西部、中部，穿越美国南方各州，直插位于加勒比海深处的美国大陆最南端，然后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最后到达位于美国东北角的麻塞诸塞州，行程遍及美国的23个州。而他的装备，是200美元现金，加背包客的标准配置：登山包、睡袋、防水垫、电筒、便携式炊具，以及一支看起来不起眼却作用非凡的黑色蜡笔——用来在纸板上写下目的地，以便搭便车。

为 了赚取旅费继续行程，一路上他当过餐馆侍应生和牛仔。运气好时住过设施齐备的山间小屋，不那么走运时曾有过独自被困在森林公园的经历，在徒步穿越沙漠时也 磨穿过登山靴。为了省钱，他只能终日就着牛油吃墨西哥薄饼和方便面。不过这些都不足以抵消一路的见闻给他带来的愉悦，比如在新奥尔良听到的正宗街头爵士 乐，与他共过患难的打过自卫反击战的华人退役老兵，轻伤不下火线的哈雷摩托俱乐部成员……在谈及自己的旅程与当年凯鲁亚克的差异时，喻海峰想了想说，“最 大的不同可能是那个年代普遍的浪漫心态已经过了，可能是受‘9·11’的影响吧，现在的美国人变得有恐惧感，对待陌生人的态度已经不像那个年代那么友好，而是更加警惕”，“但我一路上接受到的帮助还是让我很感恩，那么多素不相识的人主动向你提供帮助，你会觉得其实在路上也是很有依靠的”。

因为杂志社计划变动，这个稿子做完后还没交上去就被撤了。不过托这个稿子的福，还是得到了意外的收获：我终于见到了老芒克。

之所以有些激动，并不是因为老芒克是那种“大人物”，相反，在文学圈都快成为娱乐圈的今天，他一直没什么动静。这种“没动静”跟某些道德分子的那种清高自傲无关，他就是没兴趣掺合这档子破事。

在他家里见面，介绍杂志时，他突然问我，“你们是不是跟海南那啥有点关系？”我忙点头说，“是啊，你怎么知道啊？”他说不久前接到一个电话，有个女记者想采访他，但他对话题不感兴趣，就推掉了。不过还是隐约记得这个杂志名字。我连忙接茬，“是啊是啊，我们前两期做过一个保卫诗歌的小专题，很有可能。”他跟我说，本来没多大兴趣接受采访，但当时我在电话里说只是随便聊聊，才答应的。

“恩恩，其实我这次来也就是想借采访的机会来跟你聊聊。”这话倒不是恭维，可能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吧，我似乎在采访前就预感到我会跟他聊得来。虽然我对诗歌一窍不通，对他的最早印象来源于大二时看的80年代诗歌青年回忆当年的散文。“本来我采访人家的时候都会尊称老师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打给你的时候就突然直接叫芒克了。”“”哈哈，那最好，叫老师多没劲啊。“

虽然刚见面时他告诉我，他昨天跟朋友喝酒喝高了，到现在还没缓过来。但是谈到年轻时做的那些不靠谱的荒唐事， 他似乎陷入到了回忆的兴奋感之中。顺便说一句，我其实特别喜欢采访这些有故事的人，他们不像知道分子那样，本来肚子里东西就有限，还被大众传媒的密集报道逐渐掏空。他们通常都是在某个时段内亲自参与了历史的人，引导他们陷入回忆时，我就感觉自己也在跟着他触摸那段历史。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记者的成就感，虽然这种成就感是很虚妄的。

西川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如果我不认识芒克，我会觉得他是从传奇里走出来的人。在跟他聊天时，我也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首先体现在他的一种顽童心态，或者说非道德化的心态。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对《南方周末》那种道义色彩很强的心态越来越反感。这与我两年前的心态刚好相反，也许是我越来越犬儒化了吧。

回到芒克这里。我先从他70年代在白洋淀时候的事情开始聊起，聊到他和老多多坐着马车去插队的事。他告诉我，他其实比较幸运，他们几个不像北京其他知青一样是被动发配到边疆的建设兵团或去云南劳动的（这些知青被军代表管得很死，基本上没什么自由度，望王二同学的小说里写的就是这个），而是老多多主动拉他一起到白洋淀的。说起来还是老多多那家伙有远见。因为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其实不是那种正规定点接受知青的地方，平时也就只有一些生产队长之类的来”管“他们。所以老芒克才不可思议地看起来很严酷的环境中享受了很大的自由。那时候，他基本不怎么干活，成天就想着读书写诗，再不就是带着回京治病的证明文件满世界乱跑。他现在全国就西藏青海没去过，很多地方就是那时候去的。

我原来以为像他这样的诗人，思维应该是很跳跃的，也作好了讲不好故事的心理准备。实际状况出乎我意料，他的思维是很严谨的。很多细节的东西都不用我问，他就能很形象地用语言把场景给还原出来。说得激动的时候，他就手脚并用地跟我比画。本来，我这次采访只是想谈谈他跟彭刚在73年受《在路上》影响的那次流浪经历。但是，在更早的两年前，他巡游全国的经历似乎更有意思。在那段日子，他到处投靠朋友，连蹭带混的，居然也身无分文地走遍天下。其中，跟”吃大轮“（以偷火车上乘客的东西为生）的朋友一起行走的事最让他兴奋，他跟我说到很多好玩的细节，比如一个”吃大轮“的前辈功夫了得，可以在火车朝他开来时，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迎着火车头站在铁轨上，等车撞到他的一瞬间，他居然可以纵身跳上火车前的横杠（当然，前提是火车临近进站，有减速），而火车司机见了他也从来不会刹车，”就知道凭他的身手肯定撞不死“。他在陷入叙事时，神色会变得很有感染力，我听着听着也会被他感染，以至于忘记作笔记（不过这个不属于采访范围了）。但很遗憾，我没法把这种感觉用文字传递出来，也许它只属于两个性情中人的面谈吧。

相反，在谈到创办《今天》和64的经历，他却没什么太多的话说。尽管6月3日他还与四君子一起守在天安门。我问他，”当时抱着什么心态去广场的？“”也没那么崇高，就是一种激情驱动的吧。“我觉得，这种激情可能才是他几乎不与体制挂钩的动力，除了76年在工厂呆过一年多，80年代跟阿城、栗宪庭捣鼓过几个月的公司，后来又在中华全国贸易总公司呆过一阵外，他一辈子没有向体制领取过一分钱。要知道，就连以写下道义诗歌《回答》而闻名的老北岛，也是很早就进了作协。当年跟他一起流浪的诗人老彭刚，现在已经是美国硅谷最大IT企业总工程师了。当年的朋友中，就剩他一个人还在保持着波西米亚的状态。当然，随着少妻和女儿的来到，这种自由的状态还是多少打了个折扣，”得负责任了，再不是那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时候了“。

老芒克今年66岁。刚当上父亲不久。现在考卖画为生。房奴。



另外，强烈推荐喻海峰在天涯上开的长篇连载：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travel&idArticle=92149&flag=1，由于他很现在在曼哈顿做白领很忙，当时只跟他电话聊了一个小时。但从聊天给我的感觉，和他现在已经写出的冰山一角来看，我觉得要论单程经历的精彩度，他的经历不会输给凯鲁亚克。大家没事可以收藏着看看。如果可能的话，等他写完出本书就再好没有了。

在我决定开博以前，就有很多朋友撺掇我了，但是一直没动。心里老觉得，免费写字给人家看多没意义啊，还比如去整稿子换点碎银子是正道，这样就可以买书买碟了。在学校那段就是这样，买书的钱全是混稿费混来的。身边的兄弟们，基本上也不大感冒这事。大家在一起干得最多的，就是凑在虎泉夜市通宵达旦地喝酒、瞎扯、唱歌。都是性情中人，日子过得比较逍遥。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看书看电影。上网时倒是经常偷窥人家的博，可从来没想过自己写。这充分说明我是一个很不2.0的人，人家弗里德曼都全球化3.0了，我还在1.0打转。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老觉得，博客作为个人媒体，哪怕只有个位数的读者，博主也有责任把它坚持写下去，不然没“博德”的。韩寒老师就说，本来开始写的时候就是好玩，写到后来基本上就是为粉丝们在写了。一天不写就有一堆网友留言，嗷嗷待哺似的盯着。有时候，虽然写了，但写得太平淡还不行。所以，你看到他在博客上贴自己浴照、跟老徐调情、对名人开骂的时候，千万要理解他，换了谁被逼到那个份上都会这样的。到这里，写博客到底是在取悦自己还是在取悦读者，是在表达还是在表演就很难说了。小别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写博客就等于是在广场上洗澡”。实在是比较深刻。所以他自己的博就没链接人家也不鼓励人家链接，身边几个人看看就完了。

不过现在还是洗上澡了。毕竟生活节奏整个变了，原来那种睡到下午起来，看看书看看电影踢踢球喝喝酒的日子，就只能等日后有机会回武汉再酒叙了，现在得快起来。再者环境也变了，现在半只脚踏进媒体圈，一个做媒体的连自己的个人媒体都没有也实在说不过去。跟同事吃饭的时候，她头几句话就问我有博客没，我也实在不大好意思。

赖声川有个有意思的提法，每个人都是一台电脑，所以我决定升级，先把网络升到2.0，然后是CPU、内存条、硬盘，等CPU升到双核，内存条升到1024M，硬盘升到120G，我就可以不用像现在的用的TCL笔记本（虽然配置不算低）一样让自己抓狂了。

这就算我的开博宣言吧。